中国天文那点事儿
很多人，由于缺少古代天文知识，造成在阅读古籍中遇到了很多困难。这种困难，并非查找现代的辞书、字典就可以解决，因为这些字典、辞书不能详备其含义。
即便费尽周折，把古籍中的难点翻译成了现代汉语，仍然存在并无一难懂的字，但对古人所阐述的观点依然不理解的现象。
正因为如此，掌握一定的古代天文历法的知识，对于阅读古书实属必要。
中国天文历法的起源
清儒顾炎武有一段名言，他在《日知录》中这样写道：
“三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。七月流火，农夫之辞也。三星在户，妇人之语也。月离于毕，戍卒之作也。龙尾伏辰，儿童之谣也。”
虽然，顾氏有些夸大，但是古人对于天文历法的教育，却是十分重视的。特别是，儿童的启蒙读物，就能看出端倪。比如《千字文》开篇就是天地玄黄，《幼学琼林》也是从天文讲起的。
当然，顾氏所说也非虚言，而是有根据的。《五经》之一的《尚书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典籍，其中就记录了许多上古的人和事件。
尚书的第一篇《尧典》所记录的文字，明确的可以知道远在四千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比较全面的天文历法知识。
然而，当我们再深入探讨时，我们发现在尧时代之前，中国古人，就已经开始了对天文知识的探索，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
所以说，中国的天文起源较之西方更早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
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早在旧石器时代，那时候的人多以采集和渔猎为生。
然而随着祖先对气候变化、月亮圆缺以及动植物作息的规律的掌握，就对天文产生了认知的雏形。
三皇时代的历法
当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候，人们慢慢发展到了农牧阶段，因此，必须要掌握动植物生长的规律。
原此，古人们从对动植物的认知，逐步发展为动植物与天象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认知。
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文历法认知的最初形态。
即，确认了东西南北及太阳运转的规律对动植物造成影响的认知。
这个时代，出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后人称他为神农氏。
大约在公元前2600多年，神农氏进一步规范了天文历法，那个时候，人们在他的教导下，才真正能够按照季节播种粮食。
所以，起初天文历法是为了农业服务而产生的。
五帝时代的历法
到了五帝颛顼（zhuān xū）的时代，也就是大约公元前2450年的时候，由于农业的发展，人们对于天文精准度有了更大的需求。
于是，颛顼设立了一个叫做“火正”的官职，主要是负责观察东方星宿之一的心宿。
这个叫做心宿是二十八星宿之一，这个星宿色红，所以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当它在黄昏时，在东方地平线上能被人们见到的时候，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——春分前后（虽然仍不准确），也就是播种的季节。
后来，由于部族之间的混斗，火正的工作一度中止。
到了尧时代，也就是开头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记载的，又再次设立了“羲和”的官职。
其主要目的，是为了恢复人们对于天文的认知，进而发展农业。
夏商时代的历法
随着禅让制度的结束，开启了夏王朝时代。
这时候人们将掌握的十进制，引入到天文历法中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干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创立了“旬”的概念。
这个概念，至今都没有改变。
到了商代，在天干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引入了地支的使用。
从而，中国人发明了天干和地支配合组成的“六十甲子循环纪日”。
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。从此，人们确立了大小月之分，并用大小月来调整朔望，用“闰”来调整年的长度。
这个就是阴阳合历的主要特点。
西周时代
再往后，周代的天文又进一步发展，发明了圭表测日法，就是在空地立上一根木杆，通过影子来对太阳的运行轨迹做出判断，并参考确定历法。
这一发明，确立了冬至和夏至。
一年中，太阳影子最短的是夏至，最长的为冬至。
这里有个问题，冬至和夏至确定的时间一定比春分和秋分早。
原因是什么？
因为冬夏更容易被古人察觉，而春分和秋分变化不大，所以判断起来难度略大。
刚才说了，神农时代的“火正”负责观察心宿出东方地平线的时候大约是春分，然而并不准确。所以，人们必须换个思维对春分和秋分进一步认知。
天球上黄道和天赤道交会的时候，产生了两个交点。这两个交点，就是我们所说的春分和秋分。
通俗说，在地球上两次昼夜相等的时候，就是春分和秋分。
到此，古人更习惯将夏至、冬至、春分、秋分，说成“二至二分”。
随后，人们根据“二至二分”，进一步细分，就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二十四节气.
其主要作用还是为了农业生产服务的。
小结一下，二十八星宿，二十四节气的确立时间，分别不会晚于春秋和战国时代，应该说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系统总结天文规律和形成历法的国家。
春秋战国时代
接着到了春秋时代，人们对天文更加熟悉，特别是对一些异常天象的观测，更是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录。
比如在《春秋》鲁文公十四年记载到：“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。”
星孛就是彗星。
现在中西方天文学家已经证实，这是人类关于彗星的最早记录。
到了战国时代就更了不起，诸子更是对地球的活动有过更为热烈的辩论。
其中庄子的论断最为精辟。他在《天运》中说到：
“天其运乎？地其处乎？......孰主张是？......”
大概意思是讲，天地是运转的吗？是谁在主宰？谁在控制？是谁没有事来推动这一切？
事实说明，战国诸子对之前的“天圆地方”提出了异议，并已经断定了地球是圆的，且认识到了天体引力的问题。
正是这种观点的支配下，促发了当时人们对于天体的观察，突出的表现在了历法的进一步精确。
进化后的历法，精确的判断出了一年为365.25天，并将“闰”置入历法，形成了十九年七闰的历法——古四分历。这一结果，比实际年的长度只多了11分钟。
后来，历代高人不断进一步提高精准度。到了南北朝的祖冲之，更是将这种历法精准到391年144闰，也就是一年为365.2428141日，与今天的历法相比，只差46秒。
综上，在夏商周时代，中国天文由原始的定性描述向着定量发展，历法也已经非常成熟，成功的指导了农业发展，为华夏文明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。
先秦以降时代
先秦以降，各朝代的高人所做的事情，无非是在之前的基础上，做着精准再精准的工作。直到宋元时代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到了顶峰。
然而，到了明中期，西方开始不断有基督教徒来华，鼓吹推广西方近代天文知识。
开始的时候，遭到了大伙的一致反对。可是，这种反对并没有阻止西化的侵蚀。
到了明代天启皇帝的时候，朝廷依然不用西法和西人，对西方近代天文知识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。
但是，到了崇祯皇帝上台的第三年，负责观测天文的官员推算日食发生了错误。
于是崇祯皇帝任用了徐光启负责历法改革，结果徐光启又转包聘请了基督传教士参与。尽管有时人反对，但徐光启排除干扰，历经3年多，编写了著名的《崇祯历书》。
这个事件，开启了我们接受西方历法的先河。
然而可悲的是，这部《崇祯历法》真的不咋地，是当时欧洲的已经落后的理论。
落后到简直是胡说八道，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月亮、太阳和恒星绕着地球转，而五大行星绕着太阳转。然而，当时哥白尼日心学说已经问世。
这个错误的崇祯历法，归根结底是源于参与的传教士是个糊涂蛋，他不肯承认哥白尼，或者其中有其他的阴谋也未必不可能。
尽管如此，这个事件突破传统天文历法的范畴，西方天文历法逐渐了侵入了华夏大地。
中西方天文学问的先后之争
近代以来，西方的“枪炮、病菌和钢铁”敲开了国门，学术界也迅速分化为两端，出现了“中学西进”和“西学东渐”的争论。
鼓出“西学东渐”的人，由于文化的不自信，认为西方强于东方，应该向西方学习，甚至西方人放的屁都是香的。这种观点的人今日依然存在，实际情况是没有认清一点，那就是西方优越论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基础之上。
而持“中学西进”观点的人，依然苦苦探索，不断从各种角度、各种学科追本穷源。想法是好，目的是纯粹的，但是不能盲目。
幸运的是，“中学西进”在某些领域客观存在，比如天文上，已经证实了中国天文的起源和发展，要远远超过西方。
前文说了，中国的天文起源于旧石器和新时期时代，而发展的成熟期，究竟是中西方谁为先？
这一点，要考证二十八星宿的早晚。
由于中国、巴比伦、印度、阿拉伯等国家均采用二十八星宿来划分星空，并且相似之处颇多，造成近300年来，中西方的不断争论。
直到1875年，一个叫做施莱格尔的外国人终结了这个争论，他的著作《星辰考原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
中国创设的二十八星宿的历史悠久，可以从天文、地质等方面来证明......二十八星宿的分布、起讫、命名意义等，均与中国当时的天气、社会生活习惯及生活情况相配合......而西方所分星座则与希腊天象无关，它的全部星座划分都是抄袭巴比伦和埃及......而阿拉伯、埃及使用二十八星宿的时代决不早于中国西汉......西方国家所划分的星座和中国划分的星座相同之处较多，是因为西方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。
然而，这个老外的观点，老外信了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却不相信。
直到竺可桢先生在《二十八星宿起源的时代和地点》一书，对二十八星宿的起源问题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论据之后，才最终结了这场争论。
但尽管如此，依然挡不住今天无知的人对西方的盲目崇拜。事实是，奠定天文基础的二十八星宿知道的国人少之又少，而对于西方的十二星座却津津乐道。
殊不知，“十二宫”也是从我们的“十二次”（如下图）抄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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